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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宝nba直播: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税费改革仍大有可为

作者:欧宝nba直播在线直播 出处:欧宝odbo官网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六保”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应对世界范围疫情等不确定性的先手棋。与此同时,近十年来,减税降费政策发挥着积极的宏观调控作用;嵌入经济循环各环节的税制改革,包括全面推行营改增、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征模式、逐渐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等,也发挥了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通畅稳定的效应。然而,由于纳税人缴费人所处产业、行业、地区,取得所得的性质和时间等不同,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仍会面临一定阻滞。因此,税费改革仍大有可为,政策红利依然可期。

  当前,地区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差异仍然存在,这属于直接税法定优惠,其虽然给企业税务筹划造成一定空间,但总体来说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其所引导的结果也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布局导向。但有的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对贡献增值税较多的当地企业予以奖励,这属于间接税的“暗中”优惠,是为了竞争税源而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举措。有的地方政府通过所谓的招商引资、发展平台经济引发产业链布局的畸形化,甚至导致在“低税洼地”虚开发票的假上游企业的出现。这些行为造成了竞争的无序和混乱,应当从行政管理方面加以规制。

  要解决地方政府“暗中”竞争税源的问题,应规范各税种的征、退机制。一方面,应当进一步提高税收在中央收入中的占比,由中央财政统筹安排税收收入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适当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以减少地区争抢税源的动机;另一方面,可借鉴国际数字经济税收“双支柱”改革中“支柱一”精神,在相关联的地区间合理分配税收计算基数,通过智慧税务系统中的税款与交易流向信息,辅以财政、统计部门等第三方数据,于季末或年末统一测算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税费金额。

  不少实行现代增值税制度的国家,其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课征的税率是一致的。而我国由于增值税中的服务业税目是从营业税改革而来的,为了实现税制改革的平稳过渡,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服务业与工商业、劳务和服务之间的差异税率,所以,增值税税率有进一步简并的空间。

  从畅通供应链、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同一链条上各个行业的税率最好趋同,这样才能规避“税收扭曲效应”。例如,物流业作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其相关行业和上下游行业的增值税税率明显存在差异,如交通运输和邮政服务按9%的税率纳税,而物流辅助服务按6%的税率纳税,这使得一个整体行业被过细分割,不利于物流业健康发展。同时,在疫情之下,物流业获得了税收优惠待遇,但产业链条上的其他行业也需要相似的税收优惠才能使产业链更加顺畅。此外,在单一行业享受更低税率的同时,下游税率明显更高(如工商业为13%)。除优惠政策设计较为精准而不影响下游企业抵扣进项税额之外,最终产业链上的总体税率以最下游企业税率为准,这将导致赋予产业上中游企业的低税或免税优惠实际上趋于无效或低效。因此,在设计行业降税政策时,应注意使其与上下游行业的税率尽量趋同;如果对上游行业实行低税率,则可赋予下游企业进项税额计算抵扣或加计抵减优惠,以使下游企业进项税额的抵扣税率与其销项税额的法定税率基本持平,并辅以严格征管。税制完善若能使链条纵向各环节分工无忧、融合无碍,将是更切实的利企之举。

  个人经营所得、股息利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与综合所得之间,仍然适用不同的税率表,导致一些高收入者,如网络主播、流量明星可以通过成立不同纳税主体、改变收入性质等各种税务筹划手段减轻税负甚至偷税漏税。由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进一步向综合所得税制改革,是提升税制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步骤。

  目前,分属于居住、工业和商业用地的交易成本差异较大,而后者较重的交易税费已对企业之间固定资产的交易产生阻碍,建议减轻相关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负担,授予地方政府权限以减轻或取消土地增值税的课征,降低工商企业进行该类产权交易的税费成本。

  由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之间可以抵扣税款但税率更高,小规模纳税人之间不能抵扣税款但税率更低,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更适合自身状况的纳税身份。但从产业链角度看,一般纳税人通常更愿意找一般纳税人做生意,而小规模纳税人只能找小规模纳税人进行交易,这就形成了两条平行线,使得一些小规模纳税人无缘更为广阔的市场,或为适应上游一般纳税人需要,只能采用更高税率的一般纳税人身份。所以,缩减两类纳税人之间的税率差距,优化政策细节使得更多的小规模纳税人有条件地融入增值税抵扣链条,是值得考虑的改革方向。例如,对小规模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允许其按一个较低的抵扣率(不高于进项税额法定税率的20%)抵减应纳税额,此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鼓励小规模纳税人尽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方面也能够融合两类纳税人之间的交易鸿沟。

  当前,年应税所得在300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利企业可以享受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其他“六税两费”减免政策,同时,在月销售额不足15万元的情况下亦享有增值税起征点优惠,在满足行业资格条件时可适用阶段性税费缓缴政策。不过,这类纳税人在向中型、大型企业发展时,会面临若干税负跃升的节点,由此产生了所谓的“税负禁区”(赚更多钱导致更多纳税而更少获利),以及在规模性质优惠和高新技术企业税率优惠之间仍会选择前者从优适用的行为。因此,纳税人为合法税务筹划而做的测算,也应成为政府对税制进行合理化改进的方向。

  我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在比率、范围和时效性上都作出了较大改进,但其抵减企业所得税税基的做法,相对于直接抵免税额的优惠形式而言,对尚处于亏损或微利期的企业的帮扶作用并不明显,未来可考虑将折算抵减的企业所得税数额放宽至可抵减同类别税费金额。与此类似,劳动密集型企业较之资本密集型企业,缴纳更多的社保费,却只有更少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供抵扣,这使得其税负天然畸重。可考虑在税费之间进一步打通联结,有条件地让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保费已缴费额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抵扣或加计抵减的依据。

  税务机关目前征收的社会保险费和品类较多的非税收入,由于未能直接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存在着与同部门征缴的税收收入征管适用制度不一、执法刚性不一的问题。由于牵涉其他政府部门,还存在信息共享的法律制度亟待健全的问题。这一方面需要构建相对完善的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另一方面也对“费改税”“税费统筹”等政策、征管、法治领域改革提出了要求和挑战。

  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方案的共识已经达成,未来在企业所得税优惠上应当少采用税率式、税额式的减免,而更多采用税基式、时间性的优惠。例如,在严格准入条件基础上,将企业所得税对前5年亏损弥补的年限拉长(分行业最长至20年),或可允许将其向以后年度结转扩大化至向以前年度结转弥补(即退还以前年度已纳企业所得税),使得企业所得税在更长的时间轴内与盈亏净额相互匹配,帮助企业家树立更长久的信心,并增强其从事风险性科技创新活动的信心,保障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支持力度。

  另外,要总结不同类别的涉税典型案例,诸如各税种、非税收入、社会保险费的案例,新政策实施前后可对比的案例,税务筹划、避税、偷逃税的案例,纯执法领域的、司法部门主导的案例,纯境内的、涉外的案例,等等。同时,鼓励税务部门在隐去纳税人身份信息的基础上,面向全社会公开这些案例。比如,税务部门对多位网红补税案件和若干骗取增值税留抵退税典型案件进行曝光,既起到了良好的税法宣传效果,震慑了可能正在谋划违法行为的纳税人缴费人,又可令社会各界从案例中学到更多相关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知识,如个人转化收入形式以避税的“高压线”“首违不罚”细则,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刑事责任等。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开也可促进地区间法律规范落实尺度的一致化,以免同一涉税行为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相互偏离的法律问题,给征纳双方造成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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